帝国的挽歌



帝国的挽歌

那个雷曼的年轻人神情冷峻,拒绝回答任何提问。2008年9月23日的下午,在华尔街,当我的同事试图跟他聊两句的时候,他坚决地说“NO”。在他身后的天空下,雷曼的电子广告牌已经变身为两半:一半是雷曼,一半是巴克莱银行。
 
    这是那个有着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留下的侧影。一周前,雷曼宣布破产,美林投入美国银行的怀抱,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则开始了变身为银行控股机构的历程,加上几个月前被JP摩根纳入旗下的贝尔斯登,华尔街五大独立投行就此终结。华尔街的丧钟敲响,有人惊问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完蛋了。
 
    这些跟雷曼的电子广告牌一样,都已成为历史的侧影。不过这并非历史的全部。如果我们有机会在50年或者更长一段岁月中回看今天,或许会发现,这一系列碎片最终拼合起来的影像令人震惊。那些华尔街上冷峻而匆忙的面孔,在夕阳下拉长的身影,在投资银行的废墟中碰撞出的音符,正是一首帝国挽歌的序曲。
 
    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上个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的经济历史学家约翰·戈登说,除了按日历计算,20世纪都是从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天爆发——开始的。当战火最终平息之后,地缘政治上的惟一赢家是美国。
 
    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是最大的债权国和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的金融巨头,资金围绕华尔街而不是伦敦的金融城运作。然而,20世纪的前半叶,仍然是一个行将谢幕的黄金时代的最后歌唱。英国,这个崛起于19世纪的日不落帝国或许已不复最初的光芒,但是它依然光照寰宇。
 
    80余年后,玛格米特·麦克米兰在她的《大国的博弈》那本书中感慨,美国在法西斯主义风行之前失去了一次控制欧洲的机会。然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欧洲人也的确忽视了美国的意志。尽管这是改变世界的180天。后来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不过这无济于事。玛格米特的曾祖父,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正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
 
    1991年,美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在海湾战争中,美国领导的联军几乎兵不血刃,就打败了伊拉克,成为解放者。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声誉达到顶峰。美国如此自信,以至于次年,在美国总统老布什的一项被称为“基本力量”的计划中,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战略,已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
 
    那时候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不过,2008年,老布什或许会为当初的决策感到后悔。在曾经的超级大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冲突时,美国正深陷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即使美国希望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也已经是有心无力。美国军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早在1997年的防务报告中他们就坦白,如果失去了这种能力,“美国为全球超级大国、盟国安全伙伴和国际社会领袖的地位将受到怀疑。”
 
    这正是70余年前,英帝国曾经品尝过的滋味。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英国和法国发誓要帮助波兰。1940年,当英国的盟友法国沦陷于德军的铁蹄下时,英国军队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法国海岸边成功地上演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个昔日的霸主除了求助于美国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德军的轰炸机日复一日在伦敦上空轰鸣。
 
    历史在那一时刻以悲剧的一幕为英帝国奏响了挽歌。不过,直到珍珠港倾泻的炸弹击碎美国孤立主义政策之前,甚至美国也不真正清楚自己未来的角色。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当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时候,已经注定美国在另一场金融和货币战争中也成为最终的赢家。
 
    美元就此崛起,成为世界首要的储备货币和全球贸易的货币基础。这种花花绿绿的纸片似乎具有超凡的魔力,不被质疑的信用。正是基于这种信用,在过去20年中,美国人可以举债度日,维持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全世界的机构和央行毫不迟疑地增持美国国债,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
 
    而在这个金融帝国的心脏地带,以经纪业务起家的华尔街,最终以他的投资银行征服了世界。这是一种彬彬有礼却同样残酷的征服。那些西装革履、手提电脑包的投资银行家们穿梭于全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分配资源。在世界任何一个有金融活动的地方,他们都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他们具有绝对话语权,几乎攻无不克。
 
    这并非帝国的全部秘密。同样具有攻击力的是他的知识霸权。无论微软、谷歌、英特尔所引领的信息产业,或者500强中的高端制造业企业,构筑起帝国的另一个支点。这似乎也是那些乐观的人们愿意指出的地方:即使华尔街模式终结了,美国的实体经济仍然有超强的竞争力。
 
    过去200余年美国的全部历史,最终裂变为美国在军事、金融和知识领域的霸主地位,成为这个年轻的帝国得以傲然挺立的全部基石。现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正在改变过去200年中塑造的一切。
 
    美国仍然有无可比拟的军事实力,但已不是无所不能的拯救者和美国价值观的全球护卫者。即使美国军方也不再相信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而在华尔街的夕照下,这个财富帝国的金融基石也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纹。没有人知道这道裂纹是否可以修复。
 
更大的悬念是,美元会随之坠落吗?已经有预言家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如果这是可以预期的图景,美国国债将不再会是各国央行和机构压箱底的宝贝,美国以债务扩张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方式也将终结。没有人知道,在最坏的结果到来之前,历史还会经历怎样的反复。也许,未来的美国会像今日的英国——没有人否认,英国仍然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不过他再也没有能力重演帝国当年的荣耀。
 
   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可能是改变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最深刻的变化。但是现在,或许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这一切。历史不会以一种我们臆想中的符号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者开始。他也不会那么快就告诉我们,在一个帝国衰落之后,谁将会成为历史的继承者,又或者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霸权的时代。实际上,在新与旧的转换间横亘的变迁或许要几十年或者更长。
 
    身处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无非是散落的碎片。不过,会有那么一天,这些飘落的碎片会拼合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历史的暗示在那一刻真相大白。这个辉煌帝国的挽歌,在这个10年就已经奏响最初的乐章。
 
 
华尔街“9.11”: 金融帝国的坍塌

9月15日是中国的中秋节,国际金融公司中国部高级投资主管李耀在这天凌晨1点接到来自华尔街的电话,得知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息,“当时我想,资本主义是不是完蛋了?”

这天距离美国人纪念纽约世贸大楼被炸七周年不过3天,另一场灾难又在纽约上演。一年前贝尔斯登倒下的时候,许多人相信那不过是一场流动性不足的短暂危机,而现在,没有人再怀疑,华尔街已经崩溃,建立在华尔街之上的美国金融帝国正摇摇欲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雷蒙德(Raymond Goldsmith)曾说,你不需要给金融危机下定义,她就像一位美女,站到你面前时,你知道就是她了。雷曼兄弟的倒下和美林证券被收购,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位现身华尔街的美女,她像潘多拉般揭开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背后的全部隐秘,释放出恐惧、绝望、尊严丧失和信念破碎的气息。

“这是一个世纪才会发生一次的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就像七年前的“9.11”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更摧毁了美国人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的信心一样,这

“华尔街9.11”不仅戳破了一个硕大的金融泡沫,更让美国金融业的荣光与傲慢一扫殆尽。

“整个世界都将从此改变,”美国财政部前官员、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Albert Keidel)对本报说。

统计遇难者

遇难者的名单还在续写中。9月14日被写入名单的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并不是最初,更不是最后的遇难者。这份名单远比“9.11”那一份更长。

既有大名鼎鼎的国际金融巨头们位列其中:雷曼、美林之前有贝尔斯登、房利美、房地美,之后有美国国际集团(AIG)。华尔街五大独立银行,在6个月内消失了3家。

仅剩的高盛与摩根斯坦利也岌岌可危。摩根斯坦利有恐于像雷曼那样孤立无援地倒下,正在疯狂地四处找买家。高盛的股价累积已跌去一半以上,被传可能干脆与摩根斯坦利合并。

还有在这些机构日夜疯狂工作的普通职员们。资深金融评论家彼得(Peter Cohan)说华尔街 “集中了全美、甚至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但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别无选择地离开华尔街另谋生路。李耀说他在那个凌晨接到的电话中得到的消息是,华尔街大约20%的人要失业。

还有更多身在华尔街之外的普通美国人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他们在过去几年间被热情追逐的房地产经销商说服得到次级抵押贷款,买下了房子。转眼间,飙升的油价、物价,和不断缩水的收入、房价,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美国人不得不重拾多年前的习惯,在去超市之前要列好购物单,再不像前几年那样在超市随心所欲的采购。“电视、电台里一天到晚播放着如何让汽车更省油的小窍门”,8月份从美国休假完回到中国工作的格雷(Grey)告诉本报。

美国之外也有无辜的遇难者。英国的北岩银行是最早受到美国次贷影响而濒临破产的欧洲银行,后来被英国政府国有化。整个欧洲受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已步入经济衰退期。欧盟财长阿尔穆尼亚曾十分委屈地说,“欧洲根本没有次级贷款这种业务,却未能幸免于难”。

即便是封闭且崇尚稳妥的中国金融业,也未能完全与华尔街的次贷病毒隔绝。几大国有银行在雷曼破产消息之后陆续披露了所持的雷曼债券数额。华安基金则因为其国际基金配置部分与雷曼的亲密关系而受到牵连,初步损失在6、7亿元人民币。

还有雷曼申请破产当日,拖累全球股市暴跌,市值大幅蒸发。中国本已十分惨淡的A股市场在当日下挫至2000点以下,与全球股民一起遭遇“华尔街9.11”引发的股灾。

寻找有罪者

遇难者遍布全球,那么,谁才是制造这场灾难的有罪者?

是那些收入不高却妄想住大房子的借贷者、还是制造出次级债这种特殊产品的华尔街贪婪的银行家?是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漏洞、还是格林斯潘2001年施行的超低利率?或者,是日渐紧密而自由的全球化市场,让华尔街的冒险家祸害了全世界?

很多人把板子打在了格林斯潘的屁股上。这位被封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央行行长”的美联储前任主席一定没有想到,他会在光荣退休3年之后,被批判要为华尔街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负责。

格林斯潘在2005年初退休前,执掌美联储18年,创下了美国经济近20多年稳定增长的奇迹。尤其是他在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将基准利率减到最低,让美国经济很快从泡沫破灭的伤害中恢复过来,很快迎来了一个持续增长与低通胀的完美态势,直到他退休。

但现在,从美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到英国央行前任行长、以及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都认为,正是格老当年的低利率为美国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的吹大播下了种子。

低利率让银行家们手头宽裕、急于放贷,再加上布什政府以赤字刺激美国人消费的政策,一起推高了美国房地产虚幻的繁荣。许多美国人在这个时期,以超出自己收入承受能力的方式,借贷买了第二套房子或者更大的房子。因此,格林斯潘被认为给这场次贷泡沫提供了最初的温床。

“认为格林斯潘在2001年的低利率催生了这场金融危机的人,真是找错了病因,”位于伦敦的Advocacy国际研究中心执行总裁裴迪弗(Ann Pettifor)为格林斯潘辩护,她认为是当时的经济现状决定了格林斯潘的选择,而且美国人应该感谢格林斯潘当时的低利率实际上大大推迟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为美国人和全世界争取到了长达6、7年的一场空前繁荣。

曾任美联储7位董事会成员之一的格莱姆雷(LyleE.Gramley)认为,格林斯潘是有一定责任的,“但只有5%的责任,主要问题不在他。”莱尔现任美国斯坦福政策研究中心资深顾问,上周接受本报电话采访时,他说他不认为这场灾难是格林斯潘的过错。

“现在大部分的指责都在说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贪婪,”位于华盛顿的加图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道恩(James A.Dorn)在回复本报的邮件中说。但他个人认为,华尔街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华盛顿制造”(made in Washington),是美国政府作为金融业监管者的管制放松、还有联邦政府赤字、经常账户极度失衡等等,一起催生了这场危机,不应该只把板子打在银行家的屁股上。

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智库Bruegel研究员尼古拉斯(Nicolas Véron)也为华尔街的银行家辩护。“无论如何,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始终是经济进步中最重要的事,这点不应该被否定”。

华尔街的银行家就更为自己找理由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尔街人士对本报表示,那些收入不高,却想要从银行得到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的人,也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贪婪是人的本性,不只是华尔街银行家的本性”。

曾在2003年就撰文称,下一次金融危机将发生在美国而不是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的裴迪弗,怒斥华尔街银行家的这种自我辩护,“他们辩称,自己是经纪商,就好像餐馆老板,食物供应不上导致餐馆倒闭并不是他们的错,”裴迪弗说,事实上,正是华尔街的银行家自己制造出了奇怪的食物,并热心地卖给全世界。裴迪弗认为那些在美国的贫苦区做好几份工作,只为住上更大房子的人,并没有错,却是这场灾难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被华尔街的银行家所陷害。

不久前刚发行了中文版的一位美国次债抵押业经纪商的自白书《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似乎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证明了裴迪弗的观点。“如果说次级贷款有什么艺术可言,那就是无中生有。”作者以自己的从业经历说,“我的销售经理说,次级债产生的过程就是把鸡屎变成鸡肉沙拉”。

但裴迪弗同时也承认,华尔街的银行家并不是唯一的有罪者。美国政府对金融家的纵容和放松管制,对资本流动的毫无限制,让金融家逐渐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力量,他们不仅挟持了美联储的决策,现在又在玩完后,拿枪指着政府的脑袋让政府出钱救他们,否则全世界都遭殃。

盖保德对本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真正的问题在于腐败,那种强化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性问题的腐败。……美国已经演变成一个整个选举程序都以金融集团的财富支持为背景的国家。”

北京大学金融系教授施建淮也认为,美国政府的失职要对这场危机付很大责任,“无论金融家制造出什么产品,政府是有责任来监控产品的质量和金融家的行为的。次级债发放过程中,不要首付、不要任何收入证明就放贷,对这些明显不合理的行为,政府并没有起监管的职责。”

“费解的金融品、迟钝的监管者、神经质的投资者,这就是21世纪第一场金融危机所包含的全部内容”。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罗格弗(Kenneth Rogoff)说,在经济的繁荣期,政府管制放松几乎是必然。

监管者与金融家不算合谋也算共犯,这场灾难并没有唯一的有罪者。遇难者中有许多有罪者,遇难者也曾经都是获益者。“过去5年,全世界风平浪静,一片大好,大家都忽略了风险。盛极必衰。”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为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华而诚告诉本报。

而现在,“美国消费引导型的发展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美国是靠借贷、超前消费来支撑过去几年的繁荣的,美国最大的消费就是所谓的次贷,现在是还帐的时候了。” 和讯信息首席分析师文国庆先生对本报表示。

“我相信会有一些人陆续被送上法庭,但这场危机并没有唯一需要负责的人,”尼古拉斯说。

裴迪弗也认为,“现在你去追究这些金融机构的失当行为,就等于是让正在做干细胞移植的病人裸体走向飓风中,”现在还不是跟这些金融巨头算账的时候,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切能力,华尔街下一步的命运全看华盛顿的作为了。

重整旧山河

美国财长鲍尔森在做出接管两房的决定后对记者说,“我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遇到失眠的问题。……政府干预不是我所信奉的做法,但它总好过别无选择。”他说,自己眼下要实现三个紧迫目标:保持稳定性、提供流动性、保护纳税人。

几天后,对于雷曼的破产,鲍尔森说:“我们一点都没有考虑过要拿纳税人的钱救它。”而仅仅24个小时之后,85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就被用来拯救另一家濒危的巨头——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自去年8月贝尔斯登传出危机以来,美联储也陆续多次为市场提供资金注入流动性。

美国一位财经评论员写道,“我去打了场网球回来,他们就花了我们850亿美元!明天我还要不要去打高尔夫球了呢?……是谁说过的再也不救了?”

华盛顿为收拾华尔街的烂摊子已经焦头烂额,一方面是金融巨头背靠整个动荡的金融市场的援助请求,一方面是共和党议员与纳税人愤怒的质询。“我真希望格林斯潘的话是真的,他说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我可不想总遇到这种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Christopher Cox)说。

美国政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采取的非常社会主义的做法,激起了众多争议,反对者与支持者几乎一样多。

“他们早干嘛去了呢?经济学家批评两房批评了许多年了,政府偏要等到一切都不可收拾时又出来拿纳税人的钱救他们,”位于华盛顿的Amadan国际研究所的执行总裁弗雷哈迪(Patrick Flaherty)对本报说,“没人知道他们现在做的这一切对不对,会不会遗留后患,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曾在美联储工作过多年的莱尔则对本报表示,“财政部和美联储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体系性风险比道德风险更可怕。”

“市场调整会非常残酷,任由其调整,代价会非常大,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震荡,很多年恢复不过来”,华而诚认为,“美国政府出资救市也只能减少市场下跌的惨烈程度,但这场危机的冲击波全球都挡不住”。

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都表达了对美国政府救市的认可。中国央行行长也在两房被美国政府托管后盛赞鲍尔森此举。

裴迪弗则认为,救助受困的金融机构是必要的不得已的,但同时,现在恰是美国政府重新回忆起凯恩斯教诲的时候了,“凯恩斯早就说过,金融是仆人!是给经济服务的,它需要被管住,它不是老大。”裴迪弗认为这场危机终于爆发的好处之一,就是让这些金融家们重新循规蹈矩。

Terra Firma的高级顾问代特尔(Dag Detter)也告诉本报,每一次重大的泡沫破裂都会带来改良或引起剧烈的变革,“资本市场永远在自我调整,其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没有完美的金融模式,只有最适合当前市场环境的模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扩张—繁荣—泡沫破裂—衰退—扩张。”

这或许是泡沫好的一面。华尔街将在未来几年衰退萧条的景象中开始美国金融业健康肌体和信用体系的缓慢重建。而对世界而言,这也是一次重绘资本版图的新开始。

谁是新帝国

“你是对的,我相信这次危机之后资本将更多流向亚洲市场。”加图研究所的道恩告诉本报,“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管制将变得非常严格。这对亚洲市场而言是发展金融机构和创新的好机会,但前提是对产权的保护和低税收。”

但是,“我不认为亚洲哪怕有一丁点机会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领导者,——至少几十年内不会有机会,”盖保德曾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工作,是位中国问题专家,他说,“亚洲的金融业仍然十分虚弱。”

盖保德同时建议,中国应该从华尔街金融泡沫破灭的惨痛中学习两点教训:“不要让金融体系自由化的速度过快;要保护和扶持独立的金融部门。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时间,但值得。”

即便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也不认为,美国金融帝国的坍塌意味着金融帝国中心的移动。

“当你知道华尔街运行的严谨以及复杂程度之后,你就不会提这个问题,美国不会轻易把金融帝国这地位让出来,而且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在短期内取代它,这是毫无疑问的。”李耀对本报说,“美国金融老大哥的地位会总是存在的,未来二三十年会是这样。因为里面有太多的因素,有文化的因素,有历史因素,有制度因素,有市场参与者的因素,有人才的因素,有基础设施的因素,不是一朝之功。”

布鲁塞尔的尼古拉斯也不看好亚洲市场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金融中心,“是的,这世界变化很快;是的,全球失衡的状况将开始剧烈的调整;是的,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会加速这一过程。我想,如果凯恩斯在世,面对当今世界,一定不会做出和当年同样的选择”尼古拉斯对本报说,“金融中心将永远在那些鼓励金融创新和资本开放流动的地方。”

中国本土经济学们则更多建议,中国应借华尔街泡沫破灭、全球经济从失衡向平衡调整的机会,也调整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构与模式,“从过热到持续发展的调整,这时候如果在政策上因势利导,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华而诚说,“这个机会正是把中国经济从不健康变成健康的机会。中国的政策要对症下药,就能从危机中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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