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产业转移与“民工荒”的向西蔓延
伴随着产业转移，未被重视的民工荒也从东向西蔓延，中国服装业的成本优势还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沈阳的大门对温州人永远开放，”沈阳市委书记陈政高说。
他的话，让金正昌心里感到很温暖。
金正昌来自义乌，是义乌傲哥服饰东三省总代理。
“要让义乌服饰在沈阳打开新天地，必须要有品牌，”金正昌说，为了巩固傲哥服饰销售强势，金正昌投资35万元在五爱市场购买了一个13平方米的商位，后来又租赁了一个200多平方的仓库。
“像金正昌这样的温州商人目前已经超过6万，”沈阳市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曾昌飚说，他们经营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服装城、服装材料城等领域。
其实，这个大市场早已被南方服装所主导，成了南方品牌的集散地。据了解，几年来，温州人在沈阳的投资很踊跃，总投资额实际到位已达数百亿元。其中沈阳温州城、温州名品城、东北皮革皮具城等十多个项目投资已超亿元。
在吸引温州资本方面，沈阳市也可谓不遗余力。沈阳市政府、沈阳市温州商会每年主办“沈阳温州日”，进行招商，而在温州当地，沈阳市政府也专门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其职能也主要是从当地招商。
“温州民间资本北上，是资本获利性的必然结果。”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木西教授说。
实际上，不仅温州地区，东部很多资本已经开始在安徽、江西、河南等中西部，开始了资本投资之旅。
2006年4月，继上海三毛落户重庆之后，山东如意投资建设的世界规模最大的紧密纺基地主体厂房，在三峡库区万州竣工。
“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需要纺织产业升级换代，这是我们迅速落子的主要原因。”如意相关负责人说。
自此，如意实现了“两头在总部，中间在西部”布局，即物流(供应)和商流(销售)留在山东，制造部门放到了西部。
而“我们来重庆建厂，主要看中了西部潜在的市场优势。”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群说，西部公司销售格局是，商场和雅戈尔自营达70%，特许加盟和团购分别在10%和20%。
并且，其西部公司还将产品上实现本地化，如重庆人较喜欢休闲款西服，西北人的西服则比较宽松。“如果全靠总部来设计是做不到的，”蒋群说，西部公司自己也要搞设计。
同样，在原材料采购上，西部公司也希望能在本地采购。
“重庆服装产业链条上的缺失，将随着雅戈尔的设厂，带来产业的全面升级。”业内人士称，雅戈尔的产业转移，将带动高端衬衫布料厂、毛纺厂，以及辅料生产企业，包括钮扣、羽纱等相关配套企业落户重庆。
像这两家企业一样，“在未来的五年中，自沿海向内陆的转移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业部副主任孙淮滨说。
而目前中西部各地，也陆续作出了承接东部各地区资本转移的准备。
“安徽将用十年的时间，迎接产业发展的第三波”，安徽服装商会秘书长叶梁提出了产业发展第三波理论。他认为，按照产业转移规律，珠三角地区承接国外地区产业转移，是中国服装产业发展的第一波，后来转移到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是第二波，现在正在向中部发生的转移，则是第三波。
显然，叶梁不想错过这个机遇。
问题是：“安徽要拿什么来承接产业转移？”
叶梁的思路是，市场带动产业。
为此，安徽开始构建“一市、两园一镇”的大格局。
首先，在合肥新站区，以白马、四季青等市场为主体形成一个大商贸圈。尔后以“安徽以合肥为中心，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和六安蚌埠等沿江地区为重点，全面带动内陆发展”，并重点发展中国·合肥服装创新产业基地、安徽服装三元产业园以及安徽服装第一镇芜湖市繁昌县孙村。
“重铸郑州纺织雄风、再铸郑州纺织辉煌。”这是2006年 4月28日在郑州纺织服装工业园区的建设基地打出的标语。
据了解，郑州纺织服装工业园区建成后，将会成为河南省规模最大、软硬环境最好的环保科技型纺织工业园区。
而入驻该园区的60余家服装企业中，也有10家左右来自东部沿海。
其实，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河南提出要“建立全国重要的新型纺织工业基地”，湖北则到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新疆也正在建设优质棉基地。
与此同时，商务部也已出台政策鼓励“万商西进”。
“东桑西移”工程，是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一个有机部分，从2006年开始，商务部将会同财政部，每年拿出超过1亿元的资金来支持这一工程。
实际上，东部地区桑蚕茧产量，已由2000年的51%下降到了2005年的41%。广西桑蚕茧产量则达14.8万吨，产量已超过江苏跃居全国首位。
按照商务部目标，将在中西部地区建设200个技术先进、市场服务网络体系健全的万亩桑蚕基地，发展50个以“公司+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大规模茧丝绸加工企业，还要在全国扶持30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大型企业。
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这一工程已在安徽潜山取得明显成效。
潜山县是国家商务部“东桑西移”工程第一批基地建设县，据潜山县商务局消息，该项目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蚕桑基地规模有发展；蚕桑业经济效益提高；蚕桑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提升。
“这次转移，是因为近年来东部企业成本压力加大所致，”孙淮滨说，土地紧缺缺电缺水，尤其是民工荒致使东部很多企业价格优势丧失。
“2007年一季度缺工30万，”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就业管理处处长高祖明说，由于技工匮乏，深圳技术工人工资水平也比普工高几倍甚至几十倍。
数据显示，在温州近三年打工人员以每年20%的比例在递减。在广东，问题更为严重。广东省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
自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在东部沿海愈演愈烈，成为东部企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契机。
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周天化是湖北武汉一家小型鞋厂的老板，他回老家孝感，通过当地职业介绍所招工时，碰到的事情让他哭笑不得——不仅要支付职介所工作人员劳务费，还花了不少钱请客送礼，工作人员才答应“帮忙”招人。
而两年前，想托关系进他的工厂的人多得踏破门槛，现在则反了过来，“5天只招到了8个人”。
其实，和周天化一样感觉“缺工”现象，在中部地区不再鲜见。
江西省宁都县工业园区12家企业，2004年需用工5000余人，但只招到2200人；在九江、赣州、吉安等劳务输出大市，也先后出现了“民工荒”。
2005年，江西省农村外出劳务人员649.62万人，在省内只有108.3万人，只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16.7%，省内用工紧张状况不言而喻。
2006年，这种态势进一步加剧，江西省“就业和再就业春季招聘洽谈大会”，在全省共设会场137个，提供就业岗位72万个，但达成用工意向的仅有20.1万人次。
“这实质上是技工荒，”江西省统计局局长王建农说，一些农民因缺少必要技能而不能实现转移。
而“离乡越远，收入越高”，2003年到2005年间，在江西省内大中城市打工收入普遍高于在县内打工的17%左右，到省外打工收入普遍高于在省内打工收入的30%左右。
“同时，随着中央对农业税减免，部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选择回归农田。”武汉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副局长李永洪说。
即使到东部打工的民工，也发生了观念变化，过去是打工糊口；新生代农民则是打工学艺或打工致富。这是东部企业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故此，目前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也早开始积极改善员工环境、适当提高工资，参与劳务竞争。
问题是，从长远看，中西部成本的提高是必然的。
“泰国、印尼、东南亚等国家劳动成本，比我们便宜，”庄吉的吴邦东说：“我们可能逐渐丧失中低档产品加工优势。”由此，我们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需要长远规划，鼓励实行产业升级，而不是空间上的简单重新布局。
否则，中国企业面临的将还是一步死棋。(服装界)
